我国生物技术制药业

    我国生物技术制药业起步较晚，经过近 2O年的发展 ，以基因工程药物为核心的研制、开发和产业化已具备一定规模。 目前我国注册的生物技术公司有200多家 ，已取得基因工程药物试产或生产批文的企业48家，主要分布在一些经济发达的省、市和地区 ，如北京、上海、广东 、浙江、江苏、山东等地。
    近十年来 ，我国开发出了一大批新的特效药物，解决了过去用常规方法不能生产或者生产成本特别昂贵的药品的生产技术问题，这些药品可以分别用以防治诸如肿瘤 、心脑肺血管 、遗传性、免疫性、内分泌等严重威胁人类健康的疑难病症，而且在避免毒副作用方面明显优于传统药品：如胰岛素、干扰素(IFN)、白细胞介素 一2(IL一2)、组织血纤维蛋白溶酶原激活因子(TPA)、肿瘤坏死因子(TNF)、集落刺激因子(csv)、人生长激素(HGH)、表皮生长因子(EGF)等等。世界销售额排名前1O名的基因工程药物和疫苗我国均已研制成功并实现了产业化。

面临的问题分析
研发创新不足
    中国人世后，必须遵守国际《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在专利期内仿制某种新药，开发方有权索取4—10亿美元的赔款。国际大型生物制药企业，研发费用一般占销售收入20％以上，在这方面我国生物制药业长期处于弱势。目前批准上市基因工程产品中，只有干扰素 ot—lb(用于病毒性肝炎治疗)、重组人 p53腺病毒注射液(用于头颈部鳞癌治疗，2004年1月20日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生产批文)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链激酶(SK)和碱性纤维细胞生长因子(bFGF)虽然为 I类新药。但基本是追踪国外研究成果，只是上市先于国外 ，其余产品均为仿制品。据预测，将来市场销售状况较好的药将集中在以下五个类别：单克隆抗体、反义药物、基因治疗药物、可溶性蛋白质类药物和疫苗，其中单克隆抗体的市场需求最令人注目，当前处于临床试验的各类单克隆抗体约100个。在这方面我国目前的研究开发还与世界水平存在不少差距。造成国内生物制药业创新不足的原因在于生物制药企业在研发的思想意识上还比较落后，新药研发的过程仍沿用了学术工作的方式，从文献索引开始，实际上仍然走模仿 (me—too)的路，缺乏原创性 。一方面，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大部分还沉淀在实验室里或保险柜里；另一方面，相比于产品创新，企业更注重对现有产品的改革和提高。结果，创新成果市场转化率不高，离规模化、产业化的需求还有相当的距离。

融资渠道不畅
    九五期 间，中央政府在生物技术行业总共投入 15亿人民币 (1．8亿美元)，并计划在十五期间再投入50亿元(6．038亿美元)；而美国药品研究和生产协会会员单位 2003年的研究开发经费达到 332亿美元 ，比2002年增长 7．1％。作为高新技术行业，
    生物制药产业的特点决定了它需要的前期资本投入非常大，所以除了企业自身盈利积累和依靠政府资助外，资本的融通问题至关重要。
    我国生物制药业在经历了 1999—2000年的发展高潮后，投资额在 2001年开始急速下降，从 2000 年的 26亿元减少至 16．3亿元，对生物制药上市公司的投资，2001年也迅速回落到5．96亿元，与最高年份 1999年 的 6．99亿元相比，投资额萎缩近 15％ 。在中国资本市场挂牌的直接或间接涉及生物技术的上市公司有 120余家，但产值过亿的只有沈阳之生 、深圳科兴、天坛生物、深圳康泰等少数几家。2003年生物制药上市公司资产收益也偏低。

    从资金方面看，目前我国风险投资公司有 90余家，汇集资金约 100亿元；人民币市场的私募基金也达到 5000亿 元 ；2002年底我国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 86910．6亿元。作为生物制药投资主力之一的风险投资机构 ，因为投资收益不理想，近年来大幅减少投资，由全面投资转为重点投资。由于风险投资具有明显导向作用 ，造成其他方面的投资也纷纷缩水，这些严重阻碍了我国生物制药企业的发展。

产业格局混乱
    我国生物制药产业未形成一定格局，产品的生产进入壁垒低，企业难以拥有排他性的产权独占。产权保护的实质就是通过一种强制性垄断权力给予，使得产权所有者获取高额的垄断利润。国内企业对市场风险估计不足，对于 EPO、G—CSF、INF等国外畅销产品，生产能力过剩，造成整个市场低水平恶性竞争。除了最初 2～3个产品先上市的企业取得盈利外，多数企业很难获得 50％的毛利率(国外生物制药企业毛利率为80％)，甚至处于亏损状态。
    医药产业的典型特征之一是持续的技术先导型产业，这就要求企业必须具有高产业集中度，使企业集中足够投资强度形成稳定的技术输出。世界制药技术强国医药产业的集中度高的超过 80％，低的也超过 50％(世界排名前十位的制药企业集中了50％的世界市场销售份额 ；60％的美国市场销售份额 ) (表 3)，而我国只有 9％左右。沪深两地上市公司都还只是不同程度地涉及生物技术产业，真正以之为主营业务的上市公司屈指可数。一方面，部分国内制药企业面对沉重的盈利压力，为了迅速产生收益而寻找低消耗的商业模式或者涉足其他产业，追求“短平快”；另一方面，某些企业的管理层，研发人员缺乏生物制药产业的背景，缺乏对进入的不相关领域行业技术和管理知识的了解，仅仅为了追逐一个新概念而花费巨大精力。

我国生物制药企业发展策略
创新 、仿制并举
    在制药行业能销售的真正有价值的产品只有一种：那就是患者使用的药物。创新是一个商业过程而不仅仅是学术过程，而企业创新应当首先从需求开始，然后寻找满足这种需求的功能，由功能确认技术构思，再由技术构思考虑技术方案，从而可以降低产品研发的技术风险。在生物制药业，产业链分为上游创新阶段、中游物质分离阶段、产品加工阶段、 下游营销策划阶段 、渠道分销等。生物药品的研究开发方式应趋向一体化，即从研究一试验一生产一市场整个过程实行一体化，建立研究机构、企业一体化联合体，在技术、资金、人才、市场与管理相互渗透，互动式发展。
一个全新化学药物的开发平均要花 10年左右时间，开发费高达 5一lO亿美元。

    作为高技术 、高难度的生物药品，开发的周期更长，费用更高。这对于长期以来都是依赖仿制发展起来的我国生物制药企业是难以承受的。与专利药研发的耗费巨资相比，对非专利药开发的投入相对较少，但是非专利药开发的成功关键还在于技术创新、工艺创新，我国生物制药企业还处在低水平和低利润混战当中，仿制药的利润平均只有 5～10％，与国际上仿制药平均 4O～60％ 的利润率不可相提并论。根据 Data monitor预测，到 2006年全球将有 11个生物药品的专利相继到期。这 1 1个产品2001年全球的销售总额为 135亿美元 ，对专利期满的药品进行技术创新、 工艺创新不失为一条捷径。例如，印度南新公司将环丙沙星开发成缓释制剂，并将这项技术出售给拜耳公司，每年获利 200万美元。南星制药公司2003 年有 21个 产 品 得 到 FDA 的仿 制 药 物 批 准 (ANDA)，有一个产品 (二甲双胍 口服溶液)得到FDA新药批准(NDA)，这样南星制药公司在美国得到批准的药物数已经达到 81个，有 4O个还在等待批准。南新的非专利药目前已经在美国取得了1O％的市场份额。

拓宽融资渠道
    公开资本市场中融资可以为产品处于成熟阶段的生物制药企业提供资本渠道，但对于大部分处于种子期或初创期的企业由于缺乏现实商品化产品、稳定的现金、可靠的偿债能力，很难从间接资本市场获得支持 (例如银行等金融机构提供的债权性资本)，而且高额负债所产生的沉重利息负担也将制约企业的后继发展。
    在欧美国家，生物制药企业可以通过创业者个人出资、私募资金、政府中小企业担保基金、风险投资(VC)、上市融资(IPO)、企业并购、战略投资等各种方式获得资金，并且已呈现规模效应(表 5)。到2003年，美国已有 320多家生物技术上市公司，市场资本总额达到 3308亿美元。2004年上半年，美国生物技术产业融资数额已达到 145亿美元。单基因工程一类产品，就有2200家风险投资企业参与开发，使得生物制药技术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
    国外风险基金正在逐渐进人中国，包括大型生物技术公司和制药公司在内的跨国企业采用联盟等多种方式对我国生物制药企业进行项目投资，以及我国自身的风险基金、私募基金等发展，加上呼之欲出的创业板，对我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将起到强大的推动作用。我国生物制药企业只有提高项目运作能力，才能真正有效地融合金融与生物制药技术围绕企业成长形成科研开发——企业孵化——风险(项 目)投资——科研开发…的发展链，构成项目运作的良好循环。

实施标准化管理
    在国际贸易中，欧美等发达国家，凭借自身的技术、经济优势，制定了苛刻的技术标准、技术法规和技术认证制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交易产生巨大的限制作用 。医药贸易也是欧美国家采用技术壁垒最频繁的领域之一 。GMP是国际上公认的药品生产质量管理的基本准则。到 2002年底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向1464家制药企业颁发 了 1892张GMP批文，而仍有 3000多家制药企业未通过 GMP认证 ，取得基因工程药物试产或生产批文的企业仅为48家。对于中草药，还需要符合欧洲 GAP标准；必须最大限度地控制药材生产 、加工 和贮运 中的农药 、有害物质 (重金属、有害元素等)、微生物及异物的污染物与混杂 ，保证用药的真实 、安全 、质量可控 。此外，目前发达国家在制药行业中也开始普遍推行HSE管理体系 ，并进行 IS014000认证。而国内制药企业的环境安全意识还十分薄弱，实施 IS014000认证的企业极少 ，这必将在以后对我国医药产品的出口形成“绿色技术壁垒”。对此 ，国内生物制药企业必须有清醒地认识：实施标准化战略是国内生物制药企业突破技术壁垒，扩大商品出口的根本途径。并且积极引进、培养既懂 GMP又有制药实践经验的专家型人才，使企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寻求战略合作
    2003年 ，国际制药公司纷纷通过内部重组和企业间并购实现生存和发展 ，受到国际兼并重组浪潮的影响，国内不少制药企业也进行规模扩张，力图“做大、做强”。而实际上我国所有生物制药企业销售规模还不及国外一家大型企业 。规模经济确实可以使企业降低采购成本、单位产品固定成本和劳动成本、平均营销成本以及单位产品中分摊的研发费用等各方面支出。但是所有这些可能的经济效益都要以企业的管理能力的同步增长为前提。一旦失去了这样的前提，规模扩张的结果最终将导致企业经营的失败而不是规模经济。中国现阶段企业并购往往以短期获得生产要素资源为目的，着眼点在于并购的短期财务利益，不注重目标企业是否符合企业长期战略发展方向 ，获取的资源是否为自身所需的核心能力要素 ，是否有利于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培养和提升。并购双方战略匹配性不好决定了并购后价值创造的潜力有限。此外，企业并购后需要一段
时间进行整合，整合程度的优劣对企业的发展也会产生直接影响。因此，目前许多企业转而通过战略伙伴合作方式来保持企业的竞争力。
    过去，从研发到营销，大型制药企业一般都实行纵向一体化。近年来，生物技术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药物的开发流程，医药领域的研究开发活动越来越需要多学科的合作。成功的创新活动是一 个系统工程，正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创新是各种主题与机构之间复杂地相互作用的结果。技术变化并不是以一种完善的线性方式发展的，而是通过该体系的连锁环路来发展的。”
因此，在医药创新活动中将产生纵向地分立，医药企业在价值链上的分工协作将更加明显。20世纪 80年代初，工业化国家就开始出现了药物研制开发承包企业 。“小公司起家以技养技”已经成为近些年国际上流行的新思路根据福布斯杂志近期的一项报告，全球企业新药研究的外包业务 2003年已接近20亿美元。相比传统制药行业，生物制药行业是一种高技术、高投入、高风险、高收益的新兴行业。特别是高风险性，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研究开发失败的风险；二是市场风险，即研制的药品适应面不够广泛，市场容量小，产品寿命周期短，导致投资难以收回。在美国硅谷和药谷，许多生物技术公司规模相当小，他们凭借科研技术出成果，然后与大医药公司合作，拿到专利开发费用再投入进一步开发，形成良性循环，对于资金和实力普遍不足的中国生物制药业不失为可以借鉴的好方法。国内生物制药企业可以通过缔结战略伙伴关系增强技术优势，获取有形和无形资源 ，在拓宽融资渠道、解决技术难题、吸引外部人材 、获取优惠政策和降低市场风险等诸多方面，将收益匪浅。

小 结
    2003～2004年生物技术产业普遍的复苏将给我国生物制药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和广阔的市场前景。但同时，国外制药企业在产品研制、专利申请、药品生产以及销售流通等各方面会对并不强大的中国生物制药业造成冲击。面对国际竞争，国内生物制药企业都应有明确的战略，使企业处于有利位置。要使企业处于有利位置，企业必须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和相应的竞争能力。创新是生物制药企业生存 、发展 的源动力 ，我国生物制药企业只有调整着比较优势或劣势。接受方的动力和激励是知识转移的重要因素，而动力和激励最终来源于绩效的增加及其分配。行为科学文献表明能力和动机都极大影响个体的行为。学习不仅依赖内部吸收能力，而且依赖接收意愿。因此，表4方程 5吸收能力与接收意愿的相关系数分别为0．117和 0．129相近，从逻辑上可以认为吸收能力和动机两个维度的同等重要。因此，企业应当建立相关的知识接收激励制度，加强同合作伙伴的内部交流，加大知识整合和创新阶段的投人 ，促使转移的知识产生“根植效应”，实现知识转移 由“输血型”向“造血型”方式的转变。
传导双方的差异对知识传导的影响
    知识传导双方的合作利益影响企业认识和理解信息收集、解释和扩散。技术差距太大，学习不太可能发生。学习受限于知识搜索的经验，企业拥有供应合作的经验知识，则传导较其它容易些。这些经验知识提供了暗示有助于选择知识，否则很难推断选择传导何种知识。因此，路径依赖特征阻止了学习(Mowery等，1996)。传导双方的差异还反映两企业间业务实践 、制度因素、组织文化等方面因素的不一致。文化差异是供应链企业间知识传导的重要壁垒，缺乏共同的语言和文化的不对称性增加了组织单位间的沟通、合作和理解的额外障碍，使得企业要花更多的时间沟通、设计相容的工作惯例、开发共同的管理方法等。此外，供应链中跨国供应商与国内企业间的跨文化因为语言、习惯和行业的差异更容易产生冲突和误解。

存在的不足及未来研究方向
    本研究只选择了影响知识传导成本的部分变量，难以全面覆盖影响传导成本的所有因素，数据样本仅仅针对上海张江高新区和深圳高新区的部分供应链企业，没有覆盖更广泛的对象。同时，研究更多考虑知识从供应商向企业的正向传导，因此，进一步研究应该考虑更多的影响变量和企业向供应商的反向传导，以及覆盖更大范围内的企业以获取更加全面的数据，以更深入地分析各个变量对知识转移成本的作用机理。

  有点旧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