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达名庭芳,字永锡,号鹤鸣，1890年1月2日,诞生于湖南冷水滩市(原属零陵县)蔡家铺灌塘口村的一个佃农家庭，1913年以优异成绩考取湖南留日官费生,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学习理工科，1918年5月,段祺瑞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了卖国的《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留日学生奋起反抗,纷纷组织归国团,以上海为大本营,开展救国宣传，赴京留日救国团以李达为首,与北大许德珩、邓中夏联系,组织北京2余所高校2余名爱国学生发起强大的请愿游行示威运动,向当时政府大总统冯国璋递交了请愿书，这是中国学生第一次游行示威请愿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奏。(许德珩语)
请愿斗争的失败,给李达震动很大,对李达由爱国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年6月返回东京后,他毅然放弃理科学习,转攻马克思列宁主义,如饥似渴地学习了日译本《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3政治经济学批判4序言》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经典著作以及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阶级斗争学说等书籍，五四运动以后,李达已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笃信者,而且是我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先驱者之一，作为中共上海发起组代理书记,他主编了《共产党》半月刊,为宣传列宁的建党学说,宣传国际共运的建党经验,普及建党知识作出突出贡献。
李达是党的一大的筹备人和组织者之一,参加了大会宣言的起草和修改,被推选为中央局成员,兼任中央宣传主任，他创办了上海平民女校,宣传苏俄,赞扬工人运动,主办《妇女声》杂志,支持妇女解放,主持了党的第一个人民出版社,是我国出版事业的拓荒者和引路人。
李达是出席党的二大代表之一，会后应毛泽东之邀,返回长沙担任湖南自修大学校长,主编《新时代》,和毛泽东、何叔衡、李维汉等人在湖南培养革命骨干。
大革命时期他担任北伐军政治部编审委员会主席,武汉政治军事学校代理政治总教官、中央农委委员、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
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李达先后任教于武汉中山大学(武大前身)、上海法政学院、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中国大学、朝阳大学、湖南大学,始终坚持以大学讲坛为阵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有“红色教授“之称,是进步师生同反动派斗争的一面旗帜。
解放之初,李达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湖南大学校长。1952年11月,转任武汉大学校长。
武汉大学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解放前,周恩来、董必武、陈潭秋、邓颖超、罗荣桓、郭沫若、李达、李汉俊、恽代英伍修权、郭述申等都曾在这里从事过革命活动，解放后,在
李达任期内,毛泽东、董必武、李先念、彭德怀、陈毅、叶剑英、张闻天、陆定一等曾莅临学校视察。
武汉大学具有优良的学风,在国内外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辜鸿铭、华衡芳、许德珩、李四光、孙大雨、黄侃、朱光潜竺可桢、邬保良、查谦、桂质廷、叶雅各、闻一多、叶圣陶、郁达夫、沈从文、刘赜、刘永济、杨端六、李剑农、邓初民、曾昭抡、李国平、高尚荫等众多蜚声中外的专家学者曾在这里任教或工作。
在这所著名的重点大学里,李达主持校政达13年之久，他是武大任职最久、威望最高、影响最大的校长。
一、坚持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李达从他自己的切身体验中,深刻地认识到,改造旧大学要靠强大的思想政治工作,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武装,建设新大学也是一样，师生员工只有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才有分辨是非的能力,才能把学校办好。
李达一到武大,就亲自组建了马列主义教研室(与系同级)并兼主任,亲自讲授辩证唯物论、中国革命史等课程,加紧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师资，当年暑假,李达率领马列主义教研室中青年教师上庐山备课,并亲自审阅他们的教学大纲备课讲稿,回答他们提出的重点、难点问题,指导理论课的教学改革。
接着,创办了颇有影响的马列主义夜大学,在自愿的原则下,组织教师和干部系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夜大学学习期限4年,开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政治经济学四门课程，1954年11月2日,李达对参加夜大学的教职员作动员报告,阐明了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教育者必先受教育,必须系统地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报名参加夜大学学习的有近千人，除本校人员外,校外也有教师报名参加，当时,李达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患肺气肿、胃溃疡等多种疾病,不能吃饭,只能吃流汁,工作繁忙,社会活动多,可是他对教师干部的理论教育仍然抓得很紧，为了办好马列主义夜大学,李达亲自拟订教学计划,选拔任课教师,指导教师备课,并且亲自讲授哲学课，每次讲课前,他总是认真写好讲稿,印发给大家，不少老教授感慨地说,在夜大学听李校长亲自讲授唯物辩证法,深得教益。
为了促进理论教育的深入开展,1959年2月,学校成立了以李达为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教育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和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中共党史四个教研室,由学校党政主要领导分别兼任各教研室主任，该委员会由党委常委、总支书记和有关同志组成，各教研室的教师除了专职理论教员,还有一部分由党团干部兼任。
李达如此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不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有较高理论水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并且造就了一批又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骨干，在李达校长的熏陶下,武大一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放在学校工作的重要地位，李达创建的马列主义教研室,今已扩展为政治与行政学院,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33人,其中博士导师8人;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8个,博士学位授权点2个。
二、重建武汉大学哲学系
武汉大学哲学系始建于1922年9月,久负盛名，1952年1月,全国院系调整,武大哲学系合并到北大哲学系。
1955年,根据高教部的部署,武大哲学系开始重建，1955年夏,武大哲学系正式恢复,由李达兼任系主任，其时,李达已是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为了充实师资队伍,李达到处招贤纳士，如今哲学系的一批名教授如江天骥、肖父、陈修斋等就是他从北京大学聘请来的，调来的教师如有具体困难,他都一一加以解决，比如,有一位老师全家都在天津,爱人又是家庭主妇，李达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主动把路费寄到天津,帮助那位老师连家带眷一起调到武大，充实教师队伍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李达亲自培养和选拔,如著名哲学家陶德麟教授,就是他当年的学术秘书,后来曾担任过系主任、副校长、校长。
在重建武大哲学系时,李达的办系宗旨十分明确，他强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强调教学与科研相结合,鼓励教师出高水平的学术著作;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双百”方针,繁荣学术,形成特色,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珞珈学派，在课程设置上,强调要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中心,使理论课、历史课、科学知识课以及工具课相结合;在招生和培养目标上,主张“集天下英才而教之”,要求学生“脑、口、手、德、体”并重,全面发展，李达亲自编教材,或组织编写高质量的学术性强的教科书,注意抓试验班,带头示范,为哲学系重建后的首届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他精力不济,站着讲有困难就坐着讲,板书有困
难就请助手帮忙,每次课坚持讲二三个小时,所有这些,不仅对武大哲学系的重建起了极大的指导与推动作用,而且对哲学系后来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李达精神的鼓舞下,原来重建的哲学系现已扩展为哲学学院，现有教授2《人,副教授21人,其中博士生导师18人,拥有硕士学位授权点》个,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国家重点学科2个,国家哲学人才建设基地1个。
在全国高校哲学系中,武大哲学系以其历史悠久、成就卓著、实力雄厚、特色突出而跻身前列，这是武大几代人努力拼搏、奋发进取的结果,其中尤其不能忘记李达的巨大贡献。
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这是李达主政武大的又一重要特色。
早在1953年武大的国庆典礼暨开学典礼上,李达就根据中央精神阐明了高等教育的方针、任务，他指出:高等教育必须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培养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忠实于祖国和人民的事业,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为此,应以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然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作为高等学校所必须具备的教育基础;要适应国家建设要求的不同类型的建设人才,在广博的基础知识之上进行不同类型的专业教育,使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发展与专业训练相结合,培养出能胜任各种建设事业的专家，他说,这就是新型高等教育为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所应遵循的道路,这是办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也是办综合大学的基本方针，谈到高校的任务时,李达指出:综合大学和其他专科性高校各自分担不同的任务，专科性高校主要是培养技术科学方面的从事实际工作的专门人才，综合大学则主要是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方面的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因此,综合大学的培养目标,首先要使学生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与较广博的科学知识,通晓一般的科学规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专业训练,使之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研究,并善于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解决自己专业方面的某些理论和实际问题。
1955年,高教部提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为了贯彻这个方针,李达同副校长张勃川商量后,主持召开了学校第五次学术委员会(扩大)会议，李达向大会作了《关于提高教育质量,坚决贯彻执行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报告和总结,着重指出: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关键在于教师树立全面负责的思想，他说,提高教学质量是提高教育质量的中心问题,业务课、政治理论课、体育课的教学质量都提高了,都能全面负责,都能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教育质量的提高就有保证了。
1956年5月,学术委员会举行第八次会议,讨论进一步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问题，李达在会上重申:第一,中央制定的全面发展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并且是完全行得通、做得到的，第二,贯彻全面发展的方针应该首先在教学中贯彻，第三,要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要有周密的计划，第四,要有一定的制度来保证这个方针的贯彻，第五,要逐步改变教师负担不平衡的情况。
1957年5月,李达应《新湖南报》的约请,撰写了《怎样做一个社会主义大学生》的专文,就办学目的、大学生标准等问题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进一步深化了/德、智、体全
面发展的教育方针的内涵，李达认为,德、智、体三者是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的统一体,但德育是根本的，
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表《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段政治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李达认为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仍然是要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理论联系实际,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他反对和批评教育中的左倾错误，李达提出,要纠正左的错误,就要努力改善师生关系,尊师爱生;要认真学习,又红又专;要使教学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中心，他说:要全面正确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与科研、生产劳动的结合中,教学是中心,应把提高教学质量放在首位;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我们具有高度的科学理论水平,我们应该向科学理论的高峰进军;在师生结合方面,教师起主导作用,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校的科学水平,都有待于教师们的努力，他号召教师们发奋攻读,刻苦钻研,多出成果,多出人才，他说,大学如果没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不培养出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人才,那么这个学校的政治方向也是空的。
1961年,中央颁布了高教》条,李达衷心拥护,坚决执行，他多次召开会议,要求系主任主持教学,要恢复各项规章制度,重视基础课,要由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基础课教学。
1962年以后,随着教学制度的恢复,李达进一步指出,培养和提高师资是当务之急,是学校能否办好的关键，他反复强调,大力提高师资水平,迅速形成一支强大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他希望三至五年内,八至十年内,涌现一批名教授,在学术界出现几个有地位的专家、学者,把中青年骨干充实起来，李达非常关切地说:“武汉大学在国家(重点)大学中占第几位,我很注重这事,有人说我们是第五位，要努力迎头赶上去”，又说:“我设想1年以后,武大水平线以上教授数以百计,然后赶上国际水平,应该向这方面走。”
1963年11月15日李达在《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大学》的报告中,从哲学的高度,深刻地总结了办学的基本经验，包括办学指导思想、高等教育体系的改革、教学质量的提高、科学研究的开展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诸方面的经验，这些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办好社会主义大学。
四、注重科学研究
李达历来十分重视科学研究，他认为,高等学校特别是国家重点大学,既是教学机构又是科研机构，教学与科研应同时并举。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和学术水平,1966年,李达决定重新出版《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报》和《武汉大学自然科学学报》,并兼任编委会主任，翌年,他又主持制订了武汉大学12年规划草案,并举办了全校第一次科学讨论会，以后,科学讨论会多次举行过,提交讨论的科学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特别是1963年举行的第四届科学讨论会,提交讨论的论文和展出的著作之多,在武大校史上是空前的。
为了组织领导好科学研究工作,李达总是大力宣传和贯彻百家争鸣的学术方针,鼓励独立思考,大胆创造,反对窒息生机的教条主义,提倡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精神，他甚至讲过:“我们在政治上绝对服从毛主席的领导,但是在学术上,我们同样可以跟毛主席争论”，这些话,在当时是没有哪个敢说的,而李达却敢讲，在不少问题上,他与毛主席讨论,甚至还有争论比如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这个口号,就争得面红耳赤，事实证明李达所持观点是对的,后来毛泽东也承认这个口号错了。
李达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但非常谦虚，他同助手、教师乃至学生讨论问题,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哲学史教研室的同志曾和李达在封建社会分期问题上发生过争论，李达主张西周封建说,他们却主张战国封建说,各不相让，但争论过后,他毫不介意,并不强求别人接受自己的观点。
李达尽管校务繁重,但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教授,不仅应该积极带头培养研究生,而且组织和领导开展科学研究，尽管自己身患多种疾病,他仍以“继续在理论战线上发挥一个老兵的作用”自勉，他还亲自组建毛泽东思想研究室,开展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李达从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利益出发,指出:“科学上没有长足进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可能，他要求”各位系主任,拿出4/5时间带个头,向学术方面进军。
李达一生著作等身,培养了一代又一代高水平的专家、学者,而这些著作都是他严谨治学、辛勤耕耘的结果，李达对助手和别人严格要求,一丝不苟，他反对人云亦云,因循守旧,提倡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创见，有一次,他的一位助手写了一篇文章送给他看，他看后觉得没有什么新意,便批了几个字:“唯陈言之务去”,要求这位助手重写,使他受了一次深刻的严谨治学的学风教育，
李达的率先垂范,为科学研究的长足进展,为武大学术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坚实基础。
五、重视和爱惜人才
李达是非常重视人才的，他经常讲,一个学校,一个系办得好不好的一个标志就是看有没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学者，他又说,大学是最高学府,教师要有最高学术水平才行;教师的教学和科学水平,是反映学校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出成品、出人才最基本的条件，世界上许多著名学派和学术中心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他深感人才可贵和来之不易，为了发挥人才作用,他含辛茹苦,呕心沥血,不知操劳了多少个日日夜夜。
这里有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当年曾昭抡教授是著名化学家、科学院学部委员、高等教育部副部长，他被错划为右派后,别人都不敢用他,李达校长知道了这一消息之后,便大胆地聘请他来武大任教，这在当时,是要有很大的胆略和远大的目光才能办成的，而这种胆略和目光首先来自他办好高等教育的爱才之心，曾昭抡教授是戴着“右派”帽子来武大任教的，他来之后,担任化学系元素有机教研室主任,并首先倡导创办元素有机新专业,招收研究生,给青年教师开提高课,还主持编写了《元素有机化学》丛书，曾先生言传身教,辛勤耕耘,以实际行动改变了武大化学系一度沉闷的空气,一大批中青年学术骨干脱颖而出,硕果累累,名声大振,在化学系历史上留下了极深的影响。
对于确有培养前途的青年教师,李达也给以极大的关注，例如有位同志原是读经济学的,提前毕业后被分配到化学系做团总支书记，1958年,他在武大校刊上发表了几篇学习辩证法的短文章,李达看到后,认为他很有培养前途,就把他调入哲学系,以后又派他到中国人民大学进修，这位同志现在已是博士生导师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的学科带头人，此种例子还很多。
李达深入群众,民主办学,为人处事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因而赢得了全校师生员工的崇敬和爱戴,大家都亲切地尊称他为“老校长”。
老校长在武汉大学主持校政13年，在他的领导和影响下,武汉大学培养了成千上万的高级专门人才,成为“桃李满天下,人才遍域中”的著名学府，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目前武汉大学已有各类在校学生17余人,教职工4664人，教师中有教授43人,副教授8余人，设有17个学院,3个校直属系,64个本科专业,已经形成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多学科综合发展的合理格局,武大已经是我国一所名副其实的综合性重点大学，回顾武大的历程和成就,我们不禁深深怀念与她结下不解之缘的老校长李达:是他,为武汉大学的发展奠定了厚实的基础;是他,为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建树了不朽的功勋！
(本文引自《名人与名校丛书》)
